[囍] 英國皇室威廉王子凱特婚禮 The Wedding of Prince William and Catherine Middleton

英國皇室官方婚禮全程影片 @ YouTube



http://youtu.be/schQZY3Qj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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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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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愛心無國界311燭光晚會

愛心無國界311燭光晚會

2011年4月1日(星期五)
下午7時至11時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

屆時香港演藝界會總動員，聯同兩岸三地超過500名藝人會賣力義演，請大家多多支持，將愛心、關懷和支持傳送到日本，為日本災民打氣，激勵他們勇敢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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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賑災義演大會主題曲為《不要輸給心痛》

廣東話版本：


日文版本：


普通話版本：

[哀] PRAY FOR JAPAN

[轉載] 2011關東大地震的教訓

[一定要看到尾] [一定要廣傳]..... [一定要反省]

健吾﹕2011關東大地震的教訓

【明報專訊】我沒有意圖說日本 是一個很先進文明的國家，從而反襯亞洲強國對災難的應對，但從主流傳媒、網上媒體以及Twitter（推特）看到的「文明表現」，真令人動容。

日本的確很腐敗。菅直人內閣的支持率直插至兩成以下，經濟發展沒有起色，國民的生活沒有希望，的確是事實。地震發生的那天，上午的時候日本國會仍然在膠著狀態，執政黨在野黨在「財政預算案」政策中吵得火紅火綠。下午，地震發生後，所有人官員即時換上工作服外衣，首相菅直人出來說話，簡單直接：「現在發生地震。」內閣官房長官宣布要疏散核能發電廠3公里內的市民，簡單而直接，記者知道這時候，你質問「有沒有人犯錯」、「有沒有人需要問責下台」也沒有意思。長官說了，傳媒就傳話。不是因為他們只是應聲蟲，是大家都知道在這個時候，市民需要知道什麼，才是最重要。

「文明表現」 令人動容

及後，就到民間的即時回應：Google開始提供避難地圖、尋人與報平安的網頁，NTT開放所有受影響地區的公眾電話給市民免費使用，各大通訊機構包括NTT、KDDI au、SoftBank都提供報平安與災情的留言版。大量電器店Bic Camera提供免費手機充電服務和免費派發手機電池，無線網絡供應商Fon提供免費Wi-Fi，還有各大小避難場所的三得利（Suntory）自動販賣機即時提供免費的飲料。

推特那邊的即時報道，以至各名人都表現令人敬佩：

．演員松田優作的前妻松田美由紀到超級市場買東西，見到貨架 上仍有食物，只是人比較多，但民眾表現也十分冷靜，沒有出現搶掠食物的電視畫面。她即時在網上發起籌款運動，所有行政手續費將由該籌款機構負擔（http://justgiving.jp/c/1515）；

．棒球選手Darvish即時發放有需要資訊，提醒各人避難時要注意的事情，如千葉縣的民眾有需要可以帶雨傘上街（因為石油廠火災有機會產生毒雨，雖然及後石油公司澄清因為燃燒的都是輕石油氣，應對人體無害），阪神大地震後會屢次出現風化案件，女性不要單獨行動等等；

．男演員城田優在Twitter為說西班牙 語的朋友尋找友人，報平安，並提醒各位有iPhone而又害怕餘震的市民可以下載一個叫Yurekuru的手機應用程式，設定好身處的地區和把「通知信息」的設定調至四級以上的餘震就發簡訊，在餘震到達時，就可以發簡訊提醒，及早避難；

．《五體不滿足》的作者乙武洋匡發Tweet提醒市民保暖，記得要包裹好頭部，尤其是耳朵和肩膊背部等部位。而且要多作拉筋和放鬆肌肉的運動；

．宇多田光 提醒外國人可以把收音機調到NHK的963，那頻道有7種外國語言的新聞廣播。ＮＨＫ教育台也有日語、英語、華語、韓語5種語言的地震災情和海嘯警告；

．Softbank主席孫正義宣布國內所有SMS 免費直至另行通告；

．由於全國電力供應緊張關係，日本的時裝雜誌《ELLE》的官方推特勸喻沒有受災情影響的地方所有時裝店、高級品牌店等等考慮縮短營業時間，以節省電力給予有需要地方的醫院及避難設施使用；

．成田附近的高爾夫球場的浴室免費開放，以供不可回家的市民使用；

．網絡電視台U stream和Niconico即時提供免費全國電視轉播。各大電視台只要拍到有災民在建築物上求救，在天台揮動白色床單及SOS字樣，主播們會即時認出地點，提供資料予政府部門提供救助；

．廣告人赤井重里提醒日本人：「（現在）驚慌、吵鬧，只會令事情更差。會擔心或不安，我明白，但如果不是那麼危險的人，為了正在『危險地區』的人，請繼續普通地生活吧。不要散佈焦急情緒，因為，這樣有時會令人作錯誤判斷。」

日本人的質素，足以令鄰近國家，甚至美國 人感到羞恥。

沒爭先恐後 沉著 冷靜

微博上的報道，指日本人避難的時候，男的為女的提東西，到達的時候避難場地沒有爭先恐後，不慌不忙。沉著，冷靜。工作人員為避難者提供毛氈、熱飲、餅乾。走到街上，日本人相互詢問有沒有受傷。男的負責拉線，聽收音機廣播。沒有人抽煙，地上沒有垃圾。另一個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發微博報平安，她說，避難地點，是學校，是政府機構建築。竟然有1000張毛氈。為什麼日本人會隨時準備1000張毛氈以供需要時使用？她的公司在她入職的時候，提供了一個布袋。說那布袋一定要放在她的辦公桌下。內裏有安全帽、樽裝食水、乾糧。還有她的名字的名牌，出生年月日以至血型。這天，她就緊抱這個「地震救援包」了。她說：「一個長期準備自己會死的民族，應如何應對？」友人在facebook也報平安，說羽田機場一切正常：「真的不太差。東京 狀况很under control（受控），餘震很多，但早點去機場也是可以坐飛機。機場運作正常，秩序良好，沒有吵鬧，一切正常。人是多了一點，像日本的黃金周，沒有年末假期時那麼多人。」地鐵 JR鐵路全線停駛，很多人回不了家，沒有人捉著JR的職員喝罵，說「為什麼阻住佢地返屋企」。要回家，有人徒步回家，有人就等巴士。澀谷站至少集結了1000人等待巴士回家，但大家都很平靜。巴士來了，沒有爭先上車的畫面。

有序冷靜高度的組織力

黃金72小時內，美國、韓國 的救助隊即時出動，一天之內到達羽田機場。醫療隊伍的志願組織（NGO）自發組織180個醫療小隊趕往災場，連同10萬名自衛隊隊員（地震後發生兩小時就出動2萬，之後媒體說情况不太樂觀，就加碼至5萬，直至星期日就出動10萬人）出動救援。食水、食物的分配的確有點緊張，而且哪家避難中心的人流分配（即是哪個地方太多人避難，哪個地方比較疏落）雖然沒有即時發布資訊，但至少一切也是也在控制範圍。

震後，日本體現的有序、冷靜和高度的組織力。NHK作為真正的公共電視台，NHK在國家重大危機時刻成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維繫了國民的精神和秩序。政府的發言到位，適當，簡潔，盡量不散播不安情緒。

這些都是不會日語的人很難明白的畫面和場景。

去學校避難 但在中國……

在網上，不少中國人都在感嘆很多事情。如東方衛視一直直播日本地震災情。「有網民」當然會質問「為什麼不用同樣大篇幅直播雲南地震」。傳媒人的回應如下：「（我們都想）都關注，也更想播國內地震，但，國內不是你想播，想播就能播。原因你懂。東方衛視在各種夾縫裏首發直擊，已屬不易。對於大多數沒有衛星電視和很少上網的觀眾來說，了解地震，今天的東方衛視是最好的選擇。」

我很想關心雲南，但我沒有資訊。日本的地震對策常識，對中國也沒有用。比方說，日本的國民在地震發生後，會去學校和政府機構避難，但在中國，這就不通用，有太多「敏感詞」了。中國也不容許NGO幫忙，日本的救助隊上次到達四川 後被阻止救災，募款之後會去哪兒我也會擔心。

下一次，如果有下次……

至於網上的什麼熱烈慶賀震散小日本這些廢物說的廢話，我也不覺得是什麼了。

因為，我看見亞洲區有這麼一個文明國家，去告訴全世界（包括好像很文明的美國），人，其實也不是太壞。

如果面對人家的天災，旁觀別人的痛苦，香港人真的是要「上一課」，我想我們要學習的，不是愛自己，不是珍惜眼前人，而是從容面對世事無常：有，沒有；得到，得不到。

萬一天災來了，6000幾億儲備，幾個單位，幾多股票，都不過是過眼雲煙。有錢又如何？地震後，不少地方信用卡都因為電話系統故障就沒有了。下一次，歐洲大雪，機場癱瘓，表現更鎮靜沉著，不那麼慌亂。家長不要越洋長途電話指教孩子如何騙航空公司的職員家人去世而要死回家奔喪而且還要覺得自己好像做到一件很聰明的事回來在微博再Twitter曬幸福，不那麼丟人現眼。下一次地鐵因事故停駛，大家轉乘接駁巴士的時候不要人人葉問上身，前擠後擁，禮讓，冷靜，體諒一點去面對意外。下一次如果鄰近地區再有災難，我們的官員可以收起他們的個人情緒，不要說哀傷或表示痛心，而是告訴我們他們會做什麼。下一次，旁觀別人的災難時，不要只關心自己的口袋的錢會不會流走。下一次在繁忙時間由金鐘轉車到荃灣 線，可以行入車廂一點點，只是一點點，對香港人而言，已是一件很好的事了。

佐保小姐，你一切安好嗎？


Source:
明報 @ Yahoo! News

[哀] 永遠懷念民主鬥士 司徒華先生

 別了，司徒華先生
1931－ 2011

「我死後，請把我的骨灰分為兩份，一部分撒向海面，北望祖國大地；另一份要貼近香港土地、香港市民，請安置在歌連臣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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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民主是他一生，抗癌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段路。」

回顧我們的民主鬥士 司徒華:

司徒華，原本只是一名平凡的中學校長，1973年他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並創立教協，在社運界嶄露頭角，及至1978年「金禧事件」領導教師抗爭，其後循教育界躋身立法局，正式涉足政壇

被稱為政壇元老的司徒華，從政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由創立民主黨，到參選民間特首，堅拒參加公投支持談判，司徒華每走的一步棋，都牽連著香港的民主發展。人生快將走到盡頭，華叔一錘定音支持民主黨與中央就政改談判，這一著，亦是他從政生涯上最受爭議的一步

一夜槍聲改一生方向

1989年6月4日，坦克車輾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亦碾碎華叔對中共的期望﹕「我徹底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本質，就是絕對的權力，不容許任何挑戰的絕對權力，有任何人觸及這些東西，她都會鎮壓、去仇殺。」華叔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草委，終其一生以「平反六四」作為改革中國的方向

1989年5月21日，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八九民運」，當日華叔與一批民主派人士組成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自那天起，華叔便開始背負支聯會這個「十字架」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去年臥病時給支聯會、民主黨及教協的重要指示，就是要在今年做好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紀念為國家民主付出一切的前人。

華叔認為這是中國近代的一件大事，有需要讓新一代港人認識。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現今一代中國人要更加努力，華叔談及這事更流下淚來

帶領支聯會近22個年頭，華叔在臨終前仍叮囑身邊好友，向一班支聯會義工轉達一句說話﹕「我很愛他們！」

「生命長短不重要，你的人生有多意義才最重要。」

享年79歲的司徒華，生於正值中國積弱的1931年，自幼目睹中華民族飽受戰爭蹂躪，遂立志投身社會事業，促使國家富強。

回顧華叔人生路，三個轉捩點影響 華叔一生命運：童年時他在故鄉開平見證日軍殺害平民，培育出愛國思想；他長大成立教師、校長，1973年創立教協，令他肩負起有教無類使命，及團結教師爭 取合理教育制度和權益。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促使他踏上爭取國家民主發展道路，喊著「堅持到底，戰鬥到底」，盼有一天國家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讓人民 活在平等和自由的社會之中。

感情路上，心上人英年早逝，華叔矢志不渝，所以終身不娶

「婚姻可能是幸福，亦可能是不幸福。同時假如你心中有所愛的人，或者別人心中愛你，雖然天人相隔，你都會感覺到是一種幸福。」

「教協的成長，我覺得是自己最大的成就……教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白手興家，確實好難得，共產黨組織力強，我強過他！」

這是華叔2010 年在病榻中向記者說的。


教協在會址的弔唁冊上，放置了華叔慶祝70大壽時所鑄的銅像，讓人們紀念華叔。

教協會長表示，華叔生前將銅像收起，因他不希望有突出個人的做法，他不搞個人崇拜，不想偶像化，因教協是集體領導的。


「活著‧榮歸」

司徒華的安息禮拜將於本月29日假尖沙咀聖安德烈堂舉行。負責在儀式上發表悼辭的朱耀明牧師，已選定「活著‧榮歸」作為悼辭主題，意思是只要能夠延續華叔的遺志，他便永遠活在我們當中，精神長存。

「一個人活著的目的，是讓你的活著，使別人得到幸福和快樂，自己也因而感到幸福和快樂」

這是華叔的人生觀，來自華叔07年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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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縱然平反六四尚未成功，教育制度尚未完善，但他已活出自己的格言「成功不必在我，功成自然有我」。民主之火已經薪火相傳，教協已接好棒，相信總有一天民主自由之花會在中國大地開枝散葉，讓你可在天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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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司徒華遺願 隨浪歸故土
肺癌病逝 愛中華愛港
@ tÖmiCaN news

活著榮歸 華叔笑別港人
悼辭遺照初步選定
@ tÖmiCaN news

為華叔送上一枝花
公眾追思會下月27日維園舉行
@ tÖmiCaN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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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讀：

懷念司徒華 - 新聞特輯 @ 明報

別矣, 華叔. @ RTHK 鏗鏘集

司徒華（Szeto Wah) @ Wiki

司徒華個人網站

司徒華 作品彙編 -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

民主黨

辛亥革命 @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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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明報, 蘋果日報

[感] 香港留學生滯留倫敦希思路機場

數日前，歐洲受大雪侵襲，英國倫敦希思路機場關閉4天，航空交通癱瘓，大批旅客滯留機場內，包括一班準備聖誕節回港的香港留學生

昨天希思路機場逐漸重開跑道，加上國泰航空派出加班機，困在英國希思路機場的港人陸續返抵本港，電視上看見焦急的家長們和抵港的兒女紛紛相擁痛哭

或者我沒有切膚之痛，但只是滯留在一個文明國家的機場內，為何個個好似經歷災難後回港般？

現在英國有戰亂嗎？ 他們生命受到威脅嗎？ 政府還想用包機接他們回來？ 跑道開不到，有多少部包機也沒有用啦!!!

個個外出有私人問題又搵政府照顧，說真的，若果有一天我坐巴士塞車，是否都要搵政府包車俾我，或者要飛行服務隊包機接我回家呢？

此情此境令我想起菲律賓人質事件，人地執返條命仔，都唔知返唔返到來香港

但只係大雪封機場，待跑道和天氣許可，人潮自然可以慢慢疏導，緊張為咩？點緊張都無用ga la!!!

成日話職員幫唔到忙，講真，人地都真係無咩可以幫到，咁多人，幫得邊個，香港人有個hall訓下都已經好好啦，唔通仲要5星級服務咩？

講到尾，都只係緊張返唔返到來做冬，趕唔趕得切回港渡聖誕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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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話：市民認為事件反映本港「怪獸家長」及「港孩」情況普遍：「依家唔只香港學生，全世界啲人都喺機場瞓地下，又唔係有乜嘢災難，咁緊張做乜？」

也批評學生及家長小題大做，指香港學生抗逆能力太低：「乜都淨係識鬧，去外國學嘢學到咁點成才？家長應該藉呢個機會訓練子女。」，「點解香港父母要過份保護佢哋？送得佢哋去外國，都係想訓練佢哋獨立啫！」

我是絕對認同的， 幸好反而年僅 13歲的女生對今次事件有另一番體會

「要自己處理啲嘢係好唔方便，但係以前乜都係家長安排，今次自己處理，係好寶貴嘅經驗。」

[文]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I Have No Enemies - My Final Statement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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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No Enemies - My Final Statement"

by Liu Xiaobo | December 23rd, 2009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June 198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Up to that poi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class to enter university wh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reinstated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of ’77). From BA to MA and on to PhD, my academic career was all smooth sailing. Upon receiving my degrees, I stayed on to teach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teacher, I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riting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created quite a stir during the 1980s, frequently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give talk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oing abroad as a visiting scholar upon invitat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What I demanded of myself was this: whether as a person or as a writer, I would lead a life of honesty, responsibility, and dignity. After that, because I had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take part in the 1989 Movement, I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 also lost my beloved lectern and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essays or give talks in China. Merely for publish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nd taking part in a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 teacher lost his lectern, a writer lost his right to publish,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alks publicly. This is a tragedy, both for me personally and for a China that has already see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en I think about it, my most dramatic experiences after June Fourth have been, surprising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My two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have both been provided by trial session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ce in January 1991, and again today. Although the crimes I have been charged with on the two occasions are different in name, their real substance is basically the same—both are speech crimes.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ghosts of June Fourth have not yet been laid to rest. Upon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I, who had been led onto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sent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ins of June Fourth, lost the right to speak publicly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uld only speak through the foreign media. Because of this, I was subjected to year-round monitor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ay 1995 to January 1996) and sent to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October 1996 to October 1999). And now I have been once again shoved into the dock by the enemy mentality of the regime.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this regime, which is depriving me of my freedom, that I stand by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in my “June Seco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twenty years ago—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None of the police who monitored,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me, none of the prosecutors who indicted me, and none of the judges who judged me are my enemies.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I can accept your monitoring, arrests, indictments, and verdicts, I respect your professions and your integrity, including those of the two prosecutors, Zhang Rongge and Pan Xueqing, who are now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me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on December 3, I could sense your respect and your good faith.

Hatred can rot away at a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nscience. Enemy mentality will poison the spirit of a nation, incite cruel mortal struggles, destroy a society’s tolerance and humanity, and hinder a nation’s progress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is why I hope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I look upon our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o counter the regime’s hostility with utmost goodwill, and to dispel hatred with love.

Everyone knows that it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brought abou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my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sing class struggle as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policy of the Mao era and, in its place, a commit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a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atred, and a process of squeezing out the “wolf’s milk” that had seeped into human nature.1 It was this process that provided a relaxed climat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gentle and humane grounds for restoring mutual affection among peopl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in keeping with humanity for the bursting forth of creativ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mpassion among our countrymen. One could say that relinquishing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t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at home has bee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has enab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to this very day. The market trend in the econom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gradual shift in social order toward the rule of law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Even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progress is slowest,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led to an ever-growing tolerance for social plur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regime and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force of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has also been changed from “turmoil and riot” to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gime to gradually accep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1997 and]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sign two majo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2 signaling China’s acceptanc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200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signaling that human right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gime puts forth the idea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ignaling progress in the CPC’s concept of rule.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eel this progress on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since my arrest.

Although I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I am innocent an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re un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one plus year since I have lost my freedom, I have been locked up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ne through four pretrial police interrogators, three prosecutors, and two judges, but in handling my case, they have not been disrespectful, overstepped time limitations, or tried to force a confession. Their manner has been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moreover, they have often shown goodwill. On June 23, I was moved from a location where I was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No. 1 Detention Center, known as “Beikan.” During my six months at Beikan, I saw improvements in prison management.

In 1996, I spent time at the old Beikan (located at Banbuqiao). Compared to the old Beik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present Beikan is a huge improve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hardware”— the facilities—and the “software”—th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humane management pioneered by the new Beikan,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integrity of detainees, has brought flexible management to bear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correctional staff, and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comforting broadcasts,” Repentance magazine, and music before meals, on waking and at bedtime.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allows detain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warmth, and stirs their consciousness in maintaining prison order and opposing the bullies among inmates. Not only has it provided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detainees, it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ir litigation to take place and their state of mind. I’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orrectional officer Liu Zheng,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me in my cell, and his respect and care for detainees could be seen in every detail of his work, permeating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and giving one a warm feeling. It was perhaps my good fortun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this sincer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kind correctional officer during my time at Beikan.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such convi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s political progress will not stop, an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sort of progr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is trial as I await the impartial ruling of the collegial bench—a ruling that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so, the most fortunate experience of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selfless love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wife, Liu Xia. She could not be present as an observer in court today,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you, my dear, that I firmly believe your love for me will remain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that I have lived without freedom, our love was full of bitterness imposed by outside circumstances, but as I savor its aftertaste, it remains boundless. I am serving my sentence in a tangible prison, while you wait in the intangible prison of the heart. Your love is the sunlight that leaps over high walls and penetrates the iron bars of my prison window, stroking every inch of my skin, warming every cell of my body, allowing me to always keep peace, openness, and brightness in my heart, and filling every minute of my time in prison with meaning. My love for you, on the other hand, is so full of remorse and regret that it at times makes me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 am an insensate stone in the wilderness, whipped by fierce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so cold that no one dares touch me. But my love is solid and sharp, capable of piercing through any obstacle. Even if I were crushed into powder, I would still use my ashes to embrace you.

My dear, with your love I can calmly face my impending trial, having no regrets about the choices I’ve made and optimistically awaiting tomorrow.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my country is a land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re the speech of every citizen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ll; where different values, ideas, beliefs, and political views . . . can bot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peacefully coexist; where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views will be equally guaranteed, and where the political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ful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where all political views will spread out under the sun for people to choose from, where every citizen can state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and where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voicing divergent political views.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 last victim of China’s endless literary inquisitions and that from now on no one will be incriminated because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ource of humanity, and the mother of truth. To strangl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stifle humanity, and suppress truth.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ne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inese citizen.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anything I have done. [But] if charges are brought against me because of this,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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